黄维被特赦后，台湾想补发他27年的工资，但他拒绝了。他说，共产党对他的恩情没有忘记。

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第12兵团在双堆集被人民解放军彻底击败，兵团司令黄维也被我军俘获。

黄伟

刚开始，黄维被抓时，他的真实身份并没有被发现。我军在登记俘虏信息时，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的？”

黄维回答说：“我叫方正馨，在12兵团14军担任文书。”

登记的工作人员又问道：“上尉文书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

“这……”黄维急得直抓头皮，好半天才支支吾吾地说：“我的记性真差，好像记得是60元吧！”

“你误会了。”登记人员看到黄维一直用右手拽着左手的衣袖，就对他说：“麻烦你把左手的袖子卷上去。”

黄强的左手腕上戴了一只欧米茄手表，登记的人好奇地问他：“你这个上尉文书家里条件不错吧？不然你得不吃两年饭才买得起这样的表。”

黄维赶紧辩解道：“这是我一个亲戚给的。”

三天后，登记人员找到了一位名叫李永志的战士，他曾多年为黄维开车，最近刚从国民党军队里改过自新。李永志围着黄维转了好几圈，最后坚定地说：“他就是黄维！”

即使被我们的人识破了身份，黄维还是坚持不合作。中原野战军的联络部长杨松青动员第12兵团的高级将领给困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国民党第85军的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信后请大家一起签名，但黄维坚决不肯签字。

杜聿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军事上有一定的影响力。

几天后，一个年轻的记者来采访黄维，问：“你为什么早不投降？”

黄维猛地一拍桌子，大声喊道：“我们只认战斗到底的英雄，不认贪生怕死的将领，我为什么要投降？为了国家和民族，我要战斗到最后一人……”

记者情绪激动地喊道：“你代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你不过代表封建官僚，代表四大家族！”

“你瞎编乱造！”黄维气得要冲上去揍那个记者，幸亏被旁边的人拦住了。

黄维原以为自己在兵败被俘后，解放军会对他严惩不贷。但事情并非如此，他被转移到井陉的看守所。令人意外的是，他在那里不仅没有受苦，反而受到了优待。每顿饭都有三菜一汤，一个星期还能吃到5斤白面。在当时，这样的伙食已经很不错了，而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一个月才能吃一次面粉。

这些天，黄维没什么事情做，要么借几本旧书看看，要么翻翻解放区的报纸。虽然他心情不太好，但日子还算平静。

新中国成立后，黄维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刚开始的时候，他走路总是挺胸抬头，依然保持着军人的风采。他留起了胡子，并说：“这是我当国民党将领时留的，不能因为在共产党监狱里就剃掉。”他还把自己的笔记本上写满了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以此来激励自己。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可以改写为：功德林这个地方曾经是关押战犯的地方。

有一天，黄维的老婆蔡若曙来看他，带来了许多好吃的。他们吃饭的时候，蔡若曙劝黄维要听话改造，希望能早点被释放。没想到黄维一听就生气了，把筷子狠狠扔在桌上，还对妻子说：“从今天开始，我不吃你做的饭，你也不用来这里看我了！”

功德林的战犯改造工作非常严格，战犯们被分成了多个小组，需要定期参加学习。许多战犯都积极学习，努力改变自己。比如，杜聿明在读了《论持久战》后，写下了上万字的学习笔记，并要求把笔记寄给蒋介石。但黄维一直不愿意写悔过书，他认为自己“没有罪过可悔”，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十几万部队在他指挥下失败了，因此他也被认为是“不愿改造”的代表。

一天，管理部门组织了一些人学习一本揭露四大家族如何剥削中国百姓的书。当黄维小组的副组长董益三读完书上的内容后，黄维立刻站起来说：“我不认同书里的说法。说什么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都是四大家族的，实际上就是蒋介石一家的？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现在共产党不是也有个中国人民银行吗？那这个银行也就是毛泽东一家的了！”

黄炜

董益三等人听了之后非常生气，他们一起批评黄维，并要求他写一份书面检讨，但黄维对此毫不在意。午饭过后，黄维拿出笔记本，在桌前开始写字。同组的梁培璜以为他在写检讨，便凑过去看，却发现本子上写着一首打油诗：

猛龙被困在小水塘，任由小虾子戏弄；老虎掉到平地上，竟被小狗欺负。

这可把同组的人给惹火了，他们仗着人多，动手对付黄维。黄维也不甘示弱，反击时却因为用力过猛，摔在地上，脸还被划伤了。

领导得知此事后，立即赶来制止了那场斗殴。了解事情经过后，领导分别与黄维和董益三进行了交谈。他对黄维说：“你的观点有误，需要继续学习，学会辨别是非。”同时，他也批评了董益三：“你虽然坚持了正确观点，要求进步是对的，但作为副组长，动手打人并不能说明你在进步，反而可能表明你在后退。”

1952年4月，黄维得了急性腹膜结核和腹膜炎，肚子胀得很大，腿也肿得发光。管理方面立刻把他送到医院，并给他安排了单间住。

那时候治疗肺痨的药比如链霉素和青霉素，国内还造不出来，只能从国外买。所以黄维治病用的药都是公安部的医疗团队去香港和澳门买的。黄维住院时，生活完全无法自理，连上厕所这种事都不能自己做，全靠看护人员帮忙。时间久了，黄维心里也觉得十分感动，对改造的态度也慢慢变得积极起来了。

虽然黄维后来有些改变，但他整体的表现还是不尽如人意。到了1959年，政府决定特赦第一批战犯，黄维觉得自己改造得不够好，不在特赦之列，心里也就没什么波动。

但黄维没想到的是，周恩来特别要求要特赦他，所以他也成了首批特赦名单上的人。不过，这个决定被战犯管理所否决了。管理所的领导认为黄维根本没改造好，如果特赦他，其他没被特赦的战犯肯定不服气。因此，黄维最终没有被特赦。

周恩来，男，汉族，1903年5月15日生于江苏淮安。

1968年4月，黄维被送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刚到抚顺时，黄维整天闷闷不乐，很少和别人交流，经常叹气。管教刘家常看在眼里，心里也很着急。经过几天的观察，他发现黄维每次上厕所的时间都很长，而且大便里还有血，猜想黄维可能是得了痔疮，于是找了几副治疗痔疮的中药送给了他。

黄维心里非常难过，终于向刘家常坦白了心事。他说：“我胸口痛，手指尖也麻了，已经有半年了。我恐怕活不了多久了……”

刘家常赶紧把黄维的病情汇报给了单位的领导，领导特别重视，专门从沈阳请来了专家。专家检查完后说：“黄维要是再不治疗，可能最多只能撑半年。”

医生们很快为黄维进行了手术，解决了他的痔疮问题。之后，黄维的心情变得好多了，他不再避开管教人员，有时候还主动提出帮忙做一些自己能做的工作。

一天，刘老师把黄维叫到了办公室，关心地问他的学习情况和有没有什么打算。黄维想了想，终于鼓起勇气说：“我在北京研究了好几年的‘永动机’，一直没机会试验，想请您帮忙向政府申请，让我能进行试验。”

“永动机”设想

当年在井陉看守所的时候，黄维经常待在简陋的小屋里，没什么事情可做。他常常望着窗外，看到有人来附近的井里打水。时间久了，他突发奇想：既然重力无处不在，为什么不设计一种发动机，把重力转换成动力呢？这样一来，机器就可以不停地运转了。他认为，这将是一项能够改变世界工业的革命性发明。

黄维到了功德林后，向管理处申请一些研究条件，但被直接拒绝了。然而，黄维并没有放弃。他又请张治中帮忙，把研究申请报告送到中科院。几个月后，中科院回复他说：“这种机器叫做‘永动机’，科学早就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这项工作没有意义。”

黄维并没有放弃，他搜集了许多自然科学的书，继续研究“永动机”。他的这些举动被看守认为是不专心改造，这也成了他没有获得首批特赦的重要原因。

刘家常听了黄维的请求，心里有些为难。不过，他不想打击黄维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积极性，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所里的领导。最终，所里的领导也支持了这件事。黄维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很快写出了试验计划，并利用电机厂的材料造出了“永动机”。

“永动机”在运行了几天后，慢慢地停止了工作。黄维并没有因此泄气，他先后制造了四个“永动机”，一个比一个大，失败的次数也是一次比一次多。在他去世之后，一台重达两吨半的“永动机”依然躺在他家的地下室里。后来拍摄电影《大决战》时，导演和演员们出于好奇，专门去黄维家参观了这个“永动机”。这个庞大的家伙，把大家吓了一跳，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难以想象，难以想象！”

经过27年的改造，黄维在1975年3月19日终于获得了特赦。那时他已经71岁了，拿到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通知书后，他回到房间忍不住哭了出来。

黄维收到了特赦的通知书

黄维获释后，本打算回到江西贵溪的老家，与妻子一起平静地过晚年生活。然而，中央决定让他留在北京，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享受政协委员的待遇，并给予他特别的关怀。每个月，他都会收到200元的工资。到了1978年3月，黄维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黄维获释后，台湾方面曾提出，只要他离开大陆去其他国家，就补发他从1948年起欠发的27年工资。然而，黄维果断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坦言：“共产党对我有恩，不仅没有杀我，还一直照顾我的家人，儿女们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1985年11月，黄维与夫人再次回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那天晚上，他婉拒了当地政府为他准备的宾馆，选择住在当年为他治病的那间房子里。他说：“在这里住了好几年，让我内心得到了净化，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黄维晚年主要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他还积极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两岸沟通联系奔波。他多次来往于香港和大陆，逐渐与台湾的一些老朋友取得了联系。他曾多次对老朋友说：“趁着我还能自理，头脑还清醒，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会感到很遗憾的。”